建设监理行业在我国已经走过20个年头，然而，作为建筑安全链条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建设监理在规范与发展的道路上，从定位到体制，尚有多道难题待破——

　　5·12”强震，将公共建筑安全话题再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5月27日，由北京市建委、北京市监理协会组织的震后第一支监理队伍，搭乘CA1453航班前往四川绵阳。同日，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国监理企业“随时听从调动，为灾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工程服务”。

　　6月8日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明确规定，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此前，已有媒体和网民开始探讨，在那些倒塌的建筑背后，是否存在监理力量的缺失?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建筑监理，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若不是这场百年不遇的劫难，鲜有人能注意到建筑安全链条中这至为关键的一环。

　　更鲜有人注意到，2008年，是监理行业在中国走过的第20个年头。

　　监理的约束往往大打折扣

　　6月26日，小雨初霁。北京昌平大学城某高校实验楼工地。监理员齐茂全一面熟练的往脚手架上爬，一面冲着头顶摆手示意。一个工人会意地笑笑，掐灭了手上的烟头。

　　齐茂全的工作任务，就是在工地巡视、监督工人的施工质量与安全，发现问题并要求整改，每隔一段时间对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再把情况上报总监。

　　“监理这行不好做”，齐茂全对记者说，“辛苦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工作不好开展。这个工程队算是配合的，一说便改。前些日子在天津工地遇到一个工程队，钢筋接头不对位，口头让整改，不听。找工头，不听。发书面通知，还是不听。最后快喊停工了，才勉强重接。”

　　“我们干监理的，都盼着遇到个好说话的施工队和投资方，若是说了话不管用，别人不听，那咱在工地上也就是个摆设。” 齐茂全说。

　　这并非齐茂全一个人的感受。问及在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北京市轻鑫工程监理公司总监工程师何志军概括为三个字：“没有权”。

　　按照《建筑法》规定，建筑监理的职责，在于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要求，代表投资方对施工质量、工期和资金使用实施监督，行内俗称“三控”。监理人员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设计要求、技术标准的，有权要求建筑施工企业改正甚至停工。

　　不过，在现实操作中，对工程的实际掌控权很多时候停留在投资方(甲方)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甲方对于财权的掌控。“说到底，钱是甲方发，我们说话人家不听啊。”出于赶进度、减成本的本能，不少建设单位对保证工期格外敏感，而对安全投入则重视不够。“比方说安全帽，投资方要是不给钱，建筑单位就有理由不买不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何志军说。

　　按照相关要求，工程的每一项进展，必须在监理审核签字后才可继续。但在中国建筑实践中，监理的约束往往形同虚设。“在许多项目中，甲方和建筑方往往关系密切，这种关系是建筑方拿到工程的根本，也成为监理方尴尬地位的根源。”

　　根据有关规定，如果监理发现质量问题要求停工，而甲方拒绝，则监理需向上级主管部门(地方建委)上报。不过，在竞争激烈、项目难得的建筑行业，这并不是一条现实的解决之道。“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向甲方妥协。”一位从事监理工作20年的工程师无奈地对记者表示。

　　供大于求?供小于求?

　　齐茂全所在工地的监理项目组一共有9个人。在建筑工地，他们被工人统称为“某工”，这是行业流行的尊称。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并没有工程师职称，也未通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考试。

　　在来到这家监理公司之前，齐茂全是一名有十几年经验的建筑工人。2003年，他通过北京市监理员岗位资格考试，拿到了进入这个行业的钥匙。他的同伴中，有6个和他一样，只有两人真正获得了国家监理工程师注册资格。

　　要通过国家统一的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并不容易。参加考试的前提是取得中级职称5年以上，对于普遍实践经验丰富但文化程度较低的建筑行业来说，这是一个不低的门槛，而即便参加考试，通过率也大约只有30%左右。这使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成为这个行业的稀缺资源。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规定，一家公司拥有的注册监理师数量与其资质直接挂钩，如甲级资质的公司必须拥有25名以上注册监理工程师。据业内人士介绍，为获取资质，一名监理工程师在几家监理企业注册的情况并不鲜见。“深层次原因还是总量不足”。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会长张青林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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